在人们怀念曼德拉的日子里，当年在罗本岛看押曼德拉的狱警克里斯托·布兰德动情地叙述了一件往事：那是曼德拉担任总统以后，在一个制定新宪法的会议上，当时他作为工作人员，在准备分发文件。只见曼德拉走进来跟所有的人握手问好，人们都站起来，他看到站在角落里的布兰德，就径直走过去，举起手臂向他问候说：“布兰德，你好吗？”他突然大声对所有人说：“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他曾经是我的狱警，也是我的朋友。”布兰德本来觉得在这样的场合，自己非常的卑微和渺小，没想到总统竟然会在国会议员和部长们面前介绍自己，令他感动不已。后来大家要出去拍照合影，布兰德又自卑地缩在了一边，曼德拉忙过去拉住他说：“不，不，你要站到我身边，我们是一起的。”就这样，小人物竟在那么多高官中，留下了和总统比肩而立的合影。

　　这就是曼德拉的人文情怀，这样的照片是曼德拉才有的“专利”，和我们现时的作秀有着天壤之别。

　　半个多世纪前，他在罗本岛的铁窗里就开始为了人类尊严、平等和自由而无私奋斗，当上总统后，更是践行理想，超越种族、肤色、宗教和仇恨，从一个不屈的斗士，转为忍让、博爱、宽容的实践者。

　　理想，于曼德拉就像一条不可更改的航道，他的一生都没有偏离过这条航道，我想，这也许就是他为这个时代留下的价值，也是他为何赢得世界尊敬的原因。

　　而反观我们当下的某些“精英”们，他们也曾为理想而奋斗，但理想似乎只是他们的“同路之物”，是一条被更改的半拉子航道。

　　他们在困厄时也曾仰望星空，而发达时便草菅人命；他们在追求时也曾壮志满怀，而成功后便利欲熏心。

　　譬如一些经济学家，初时“理想”要坚持经济规律，要保持科学精神，然而，在金钱利益面前，就改变了航道，甘愿替利益集团出谋划策，违心地为错误规划立论佐证，直至成了老板的幕僚和“智囊”。

　　譬如一些文化学者，初时“理想”要弘扬文化品位，要坚守独立人格，然而，经不住物欲的诱惑，便改变了航道，他们缴械投降，丢失了批判的武器，在本该属于良知的领地，却与邪恶同流合污，有的更沦落为文化“掮客”。

　　譬如一些权重官员，初时“理想”要报效国家，为民造福，他们知晓民间疾苦，怀揣政治抱负，然而，随着信仰的坠落，便改变了航道，于是以权谋私，欺压百姓，为非作歹，劣迹斑斑，最终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。

　　理想被他们像弃物一般扔掉了，可见抛却理想轻而易举，而要毕生坚持理想却是何等艰难。

　　我想，曼德拉是人不是神，不可能没有功名利禄的冲击、没有私心杂念的干扰，只是他以殉道的精神，保证了理想成为不可更改的航道。

　　与理想背叛者相比，益发显示出曼德拉的伟大。将理想作为“垫脚石”的人，终将被理想所鄙视，只有对理想矢志不渝的人，才长久地散发着人性的光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