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生参观过不少名人故居，可都没有像参观他的故居那样心情沉重。或许因为他是中共党史上一位具有浓烈悲剧色彩的人物，是一位经受长期磨难、却留给人许多反思的中共早期领导人。

　　秋雨初霁的一个早晨，我来到位于上海浦东闻居路50号的张闻天故居。

　　故居所在地早先属于南汇县，2009年并入浦东新区。进口的大门上，陈云同志手书的“张闻天故居”的匾额，赫然挂在头顶之上。

　　雨后，草叶有一股田园的气息，他的故居显得空旷，人烟稀少，一如他落寞的人生。

　　故居是一幢浦东农村传统风格的一正两厢瓦房。紫褐色的篱笆和褐色的瓦顶浑然一体，映衬着白色的粉墙。雨后飘着淡淡的薄雾，远远望去，像一幅乡间水墨。

　　曾在这田埂上走过的少年，是个文学爱好者。张闻天很早就显露了他的文学天分，他的俄文和英文水平在当时都已相当了得，能直接演讲。他曾应沈雁冰先生之约，翻译了《托尔斯泰的艺术观》一文，这篇发表在《小说月报》1921年9月的译文，很快为他赢得了在文学界的地位。此外，他还积极开始文学创作，1924年，他完成了长篇小说《旅途》的创作，在青年中有着广泛影响，并被多次出版发行。他还写了自传体的《飘零的黄叶——长虹给他母亲的一封信》。除了小说创作，同时期他还写戏，1924年，他完成了三幕剧《青春的梦》，出版时丰子恺为他作了封面设计。

　　我想，如果他满足于当一个文学青年，顺着这条路走下去，他或许会创作颇丰，著作等身，成为一名小有名声的作家或戏剧家，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这样走，仅仅是文学的天地已不能容纳他年轻的翅膀，他飞翔的天空有更坚定的目标、更遥远的彼岸。这一时期他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，树立起了投身革命的理想。这决定了他不可能停留在文学的伊甸园里，文学只可能是革命家途中的山花，抒发他革命的豪情和理想。

　　故居外靠西的小院子，建有一幢二层的“张闻天生平陈列馆”。门外在翠竹的掩映下，一块巨石上红色的“声闻于天”四个鲜红的大字夺人眼球。据说，这是村里长辈给张闻天取名的依据，出自于《诗经》的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”。

　　步入陈列馆，又一次看到了有关那次风波的图文。

　　1959年的夏天，在庐山上，面对欲来的山雨，闻天先生完全可以避过这一劫。他准备发言的提纲在征求了有关同志的意见后，他们7月20日曾分别打电话给张闻天，婉转地劝他“有些问题就别讲了。”他的秘书也劝他还是不讲为好。但张闻天仍然坚持要讲。在21日的华东组讲了3个多小时，他讲了“大跃进”、人民公社以来“左”的错误等13个问题，并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。

　　从此他与厄运终身为伴。未知事发后他在牯岭山中独坐时，是否有过后悔，其实，当时他早已经离开政治中心，坐上“冷板凳”，完全可以远离风暴眼，远远地做一个看客。

　　但是他没有，因为他不是陶渊明，不是“竹林七贤”，他不可能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。性格决定命运，他注定不可能避开那场风波，决定他命运的还不仅是性格，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、他的信念，这是他一个革命家的灵魂，他不可能丢弃《国际歌》里指引的“要为真理而斗争”。他戎马一生，生死都置之度外，还怕讲真话吗？共产党就是在讲真话中诞生的。何况他一生都没违心地讲过假话。所以，他对秘书说“不上山也可能不发这个言，但那是偶然性。我是共产党员，应该讲真话。”

　　故居的风轻轻地吹着，屋顶上湿漉漉的，瓦檐上仿佛还挂着昨夜的雨滴。

　　自1922年，张闻天怀揣着一把故土离家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，一共回过老家两次。

　　第一次是1958年4月，庐山会议之前，张闻天以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到上海、杭州调研期间，曾回到老家作短暂停留。

　　第二次回浦东的家时，是1962年6月1日，那个时候张闻天已经被免去了党内的所有职务。那天，张闻天来到祝桥的白龙港，伫立钦公塘海堤，极目海天，任海风拍打着胸膛，凝视着起落的海潮出神，却无人知晓他的内心。随后他又来到了老家北张家宅。他环走屋前屋后，推开无数个春夏秋冬日思夜想的父母的居所。他肯定没有想到，这一次对老屋的深深打量，竟是对家的诀别。

　　此时“无官一身轻”的他，应该是人生很灰暗的时期。放眼望，四顾两茫茫。又有谁能想到，这次的回家是对亲人对浦东的深重告别。之后，张闻天被遣送广东肇庆，幽居六年，和夫人刘英风雨同舟。

　　如果在遍尝政治风险和人生甘苦后，他心灰意冷，退避三舍，或许多少可以避开一些明枪暗箭。然而，他偏偏是个勇士，勇士没有回头路，他唯有坚定地迎着风雨走下去。

　　走下高位后，张闻天先生的身心遭到严重的迫害和摧残，除了要应对不间断的批判和揭发，他并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，在他心里，权位一向不重要，但是失去工作的权利才是令他最痛苦的。他对妻子说：“我不能闲着，我要工作，大的工作干不了，就做小的工作。”

　　从1971年10月起，张闻天忍着病痛，避开监视，开始秘密写作文稿。先后完成《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》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》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》《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》《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》等等。这些后来被称为“肇庆文稿”的论文，可以说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理论成果。在当时极其动荡的年月，潜心作这种研究的，除了张闻天，恐怕在中国找不出第二人。

　　他像一个苦行僧一样践行着自己的理想，把在苦难岁月中的所见所闻所想、把他在社会底层的调研思考、把党的事业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真实客观地记录下来。我相信，在那些深受煎熬的日子里，他一旦坐在书桌前，坐在台灯下，他依然感觉是幸福的，他倾心地整理着思想的结晶，享受着直吐胸臆的快感。

　　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应该讲真话。”无论身处何种境地，他都矢志不渝。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，他都毫不动摇。如在向他调查其他同志的问题时，他都不为自己少受折磨而容忍假话。在调查材料涉及的七个方面，不论造反派怎样辱骂、恫吓，不论怎样诱、套、哄、逼，他总是认真回忆，据实回答。涉及党内历史情况，干部的是非功过，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压力，也不论这个干部同自己的亲疏远近，总是负责任地说明情况，谈自己的看法，绝不乱说，从不委过于人。有时还同调查、审讯者争论起来。常常有造反派对他的交待不满而厉声呵斥，张闻天总是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我知道的就是这些。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，我不知道。”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、推搡以致殴打，他也毫不动摇。材料都用复写，一份交出，一份自存。保存下来的这些材料，显示了张闻天坚定、正直的人格。

　　“讲真话”，这是张闻天用生命塑造的丰碑。如今，更需要弘扬张闻天这种实事求是、敢讲真话的高贵品质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刘少奇诞辰120周年上的讲话中评价刘少奇“一生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，光明磊落，襟怀坦荡，敢于讲真话、讲实话，也鼓励别人讲真话。”不也是张闻天一生风范的写照吗？

　　走出故居，天已大亮。穿出云层的日光洒落在宽阔的路面。远处高高的塔吊长臂挥舞，工地上正有新楼要崛起，热土上的家乡发生的这一切巨变，不正是九泉下的张闻天为之矢志奋斗的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