垃圾总有异味，但为了城市的干净，总有一些人与垃圾为伍。卫益民28年坚守，与垃圾相伴而无怨无悔，值得尊敬。

　　在老港“垃圾码头”装卸垃圾，是卫益民的工作：“如果把我每天吊装的集装箱堆起来，相当于上海中心大厦的高度。”

　　但老卫的工作，远不如在上海中心里的白领那般“体面”。

　　每天与垃圾为伍，老卫坚持了整整28年。最近，他荣获2017年度上海市“十佳城市美容师”的称号。

　　“或许，我的工作并不体面，但我依然热爱。”老卫说。

　　一天“堆”出上海中心

　　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抓吊集装箱的动作，卫益民堆高的时候，箱子四个角的误差基本不会超过2厘米，而他一天堆的箱子高度，就接近了上海中心的高度。

　　坐在离地面25米高、面积不足4平方米的桥吊驾驶室内，卫益民保持身体前倾60度的姿势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脚底的集装箱“锁眼”。因为离得太高，锁眼看起来小如针眼，但卫益民左右手熟稔操作摇杆及按钮，没有任何多余动作，一个个集装箱被稳稳吊起。

　　这份娴熟的背后，是多年的历练。

　　作为亚洲最大的垃圾填埋场，占地29.5平方公里的老港固废基地承担了上海70%以上的生活垃圾处置任务。每天，大量垃圾由环卫车送至中转运输站，有的“坐车”，有些则被压缩装箱，“坐船”来到老港，最后被填埋或焚烧。

　　而卫益民，就身处在这垃圾处置末端的一线。

　　在老港1号码头作业区，5台红色的桥吊高高耸立，一侧的码头每隔一会儿就有装满集装箱的船只停靠。桥吊下的空地上，大卡车排着队，周而复始地运送着五颜六色的集装箱。

　　作为一名桥吊工，卫益民的工作，就是把箱子从船上“抓”到车上，又从车上“抓”回船上，有时由于车船不接，还要暂时先放在河边，稍后再进行二次装卸。

　　“很多人说，我们的工作就像在玩‘抓娃娃’机。”卫益民打趣地说。

　　但事实上，一个空箱重量为3.6吨，一个满载垃圾的箱子则要达到18吨，平地上的搬运已经很是吃力，更何况是在相当于三层楼的空中作业，船舶还会不时晃动，有时还需要夜间作业，光线的变化更是考验着桥吊工的技术。

　　对于已经在桥吊岗位上坚守了28年的卫益民而言，摇杆、摁按钮、再用脚踩响提示音，在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重复这些动作成千上万遍以后，工作难度由高到低，最后成为了“熟练工”。他在吊装垃圾集装箱并堆高的时候，箱子四个角的误差基本不会超过2厘米。

　　随着老港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日处置垃圾量上升，为确保到港垃圾的日产日清，工人们经常要加班加点。作为桥吊班班长的卫益民，日夜班连轴转更是家常便饭。

　　以今年第一季度为例，有47天白天延长约0.5小时作业时间，有34天白天延长约1小时作业时间。此外，一季度老港集运码头有33次采取凌晨或夜间应急堆箱的方式，缓解物流船只周转困难的问题，应急卸船62艘，卸箱量达1370箱。

　　“从市区到这里，船只一路过来要遇到22座桥，难免会遇到桥在维护之类的情况，影响船只顺利经过，有时还会遇到天气恶劣等情况，致使船只延误，我们就要应急卸船。”卫益民说。

　　由于老港1号码头作业区地处海边，每当风速超过20米/秒时，吊机作业需要停机锚定，暂停作业。2015年8月21日至8月24日，老港地区的降雨量超过每小时100毫米。连续4天的暴雨使老港区域内的雨量达到243毫米，地处海滨湿地的固废基地内一片汪洋，因为中断作业，工作量压力明显。卫益民带领吊机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将近5点，确保了运输船只安全返航。

　　抓箱、起吊、放稳，一台桥吊每天要“经手”平均600多个集装箱箱次，作为一个“老司机”，卫益民平均每天要抓250箱次左右，堆起来就接近上海中心600多米的高度。

　　28年里“抓”过多少箱子，卫益民算不清。“但如果把吊过的集装箱堆起来，不知道有多少个珠穆朗玛峰了。”他笑着说。

　　不敢去想 “如果万一”

　　“认真”与“安全”是卫益民常挂在嘴边的两个词。他在工作中恪守着认真仔细，也把这一原则言传身教给徒弟们。

　　每一次“抓”箱子起吊、落下，时间要都控制在一分半至两分钟之间。“不能耽搁太久，否则后面的车就要排队了。”卫益民说。

　　同样是为了不耽搁太久，桥吊司机一坐上驾驶位就是五六个小时，长期保持着低头的姿势，除了中午吃饭、休息，一般情况下都几乎不会离开座位。“也不敢多喝水，实在口渴了就抿一点润润嘴巴。”卫益民说，桥吊驾驶室在半空中，万一要上厕所，一上一下，一来一回，就得浪费好多时间。

　　除了不敢多喝水，卫益民还有一个“不敢”，就是不敢去想那些“如果万一”的情况。

　　“认真”与“安全”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两个词。每一次走进驾驶室，检查吊机，进行例行保养，确保电源接通，确定没有异响，再进行试动、试吊，这些步骤，一步也不能少。

　　面对空荡荡的驾驶室、机械重复的操作，虽然无聊，但却是“根本没时间去感到无聊的”。“每一步操作都必须是注意力高度集中，万一出现问题，小则就是上万元的损失，大则涉及生命安全，我从来不敢去想。”

　　卫益民不仅是桥吊班班长，也是桥吊司机培训师。班组中几乎90%以上的人都是他的徒弟。在带教的过程中，卫益民将自己掌握的桥吊吊卸技术和经验倾囊相授，并总结了“二二一二”操作法和“门字形”操作法，帮助大家尽快学会操作技巧，此外他还定期召开“师徒沟通交流会”，对工作中遇到的疑难点答疑解惑。

　　他所带的20多名徒弟，目前已有9名晋升为高级工，15名为中级工，成了桥吊班的中坚力量。

　　30岁的赵通原来是一名码头上的桥边指挥员，跟着卫益民“学艺”半年多。他说：“虽然跟着卫师傅学习的时间不长，但只要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，向他请教时总能得到耐心、详细的回答。”除了教给他“稳、准、快”的操作本领，更令他印象深刻的，是卫益民总是反复强调作业“安全、合理”，敦促他工作时要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。

　　“这份工作每天都是在简单地重复，真的很平淡。”卫益民说，回想过去28年，似乎并没有过“印象深刻的事”，但他“希望以后也一直不要有”。

　　见证“垃圾码头”转型

　　现在，垃圾码头变成花园单位，卫益民的作业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他自己也通过自学和刻苦钻研，积极转型，为城市美丽做出更多贡献。

　　由于长期“埋头”苦干，卫益民和很多同事一样，都有颈椎病。“有时实在累得不行了，就抬起头来转两下。”

　　但卫益民对这份工作依然充满感情。

　　1989年，19岁的他进入上海老港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工作，通过培训，成为了第一批散装吊司机。

　　“那时的工作环境真的很差，苍蝇成群，垃圾满天飞。”卫益民回忆道。散装吊每次起吊，垃圾、粉尘，就像下雨一样“哗啦啦”地挡住了驾驶室的玻璃。夏天驾驶室就像烤箱，冬天穿堂风嗖嗖地吹过。

　　“现在，单位作业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垃圾码头不再臭烘烘，甚至还被评为花园单位。”卫益民说。

　　上海老港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党支部书记王文林说，如今，随着垃圾量的不断增长，垃圾处理必须融入更多科技因素，桥吊技术也在不断改革创新。

　　“人们对‘垃圾码头’的印象也已经改观了不少，与垃圾打交道也不像以前被人嫌弃。” 王文林说。目前老港一分公司共有16名桥吊司机，平均年龄39岁，其中有9人学历为大专以上，还有1名本科生。

　　事实上，“垃圾码头”转型的同时，卫益民自身也在转型。

　　2009年，内河垃圾集运化，公司需要培训一批桥吊司机，有人听到消息觉得为难，担心岁数大了承受不了桥吊的工作强度。40岁的卫益民却毅然带头学桥吊，成了老港“桥吊第一人”。

　　走上集卡桥吊的岗位以后，一切从零开始。不够了解设备性能导致故障时时发生，操作技能不高导致工作成效不大，由此又带来了作业班次增加等种种问题。

　　为了解决这些难题，卫益民利用休息时间，自学了《集装箱改变世界》《迎接环境大数据互联时代》等书籍，凭借刻苦钻研，他的专业知识很快提升。不仅如此，每当在例行保养检查遇到问题时，他都认真记录并总结归纳各类故障的解决方案，为桥吊正常作业和快速排除故障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依据。

　　现在，卫益民是城投首席技师顾锦昕工作室的成员之一。

　　桥吊司机室下观察窗容易积灰尘、油污等，造成视线不清，是不少桥吊工常遇到的问题。原来，如果要把玻璃擦干净，必须跨出扶栏来到司机室下，存在安全隐患。

　　有一次，卫益民在雨天开车回家路上，突然灵光一闪，车子可以装雨刮器刮去雨水，桥吊玻璃窗或许也可以一试？他向顾锦昕技师创新工作室提出“金点子”，并参与创新研发。最终发明出一套桥吊喷水去污装置，采用电动喷水、手动雨刮器等，及时消除玻璃上的灰尘和油污，操作简单方便，且在驾驶室内就可完成操作，大大提高了生产作业的安全性，改善了作业环境。

　　如今，工作室里常能看到卫益民的身影，或啃着笔杆冥思苦想，或与工作室成员热烈讨论，配合工作室一系列的科研攻关，如桥吊远程监控RCMS、桥吊远程操纵RCMO等。

　　上海老港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工会主席黄雄说：“无论是像卫师傅一样的桥吊司机，还是桥边指挥员、填埋场堆挖工作人员，正是有了他们这样一群人日复一日地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，与大家最不喜欢的垃圾打交道，才能维护城市的干净。”

　　垃圾总有异味。为了最大程度地除臭，上海老港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加大投入，实行源头治理，包括先后建立异味扩散模型、减小作业暴露面、加强药物喷洒等。

　　此外，公司还与周边的“三村两居”开展共建活动，聘请环境评价监督员，对填埋场的环境状况做好跟踪记录和反馈。老港镇还出资在周边建立气象站对空气质量实时监测，并建立老港垃圾填埋场异味控制预警的联动机制等。

　　卫益民说：“每天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就是在为上海的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，让异味少点再少一点，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