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近出版的《浦东开发》杂志上刊发了外高桥保税区首任总经理阮延华的回忆文章，读来颇受启发。文章称：外高桥保税区得到了许多在当时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“特别待遇”，是通过探索和创新得来的。

　　浦东开发后，很多人羡慕地认为浦东享受了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，所以浦东能够得天独厚地快速发展。其实，从阮延华的回忆文章看，所谓的优惠政策并非是自己掉下的馅饼，而是开发者不断争取，不断沟通，不断承担风险，一步一步地通过突破和创新得来的。而这种风险，今天的年轻人或许不容易理解。比如，仅以外高桥保税区的英文翻译为例，在那时就引起极大争议，甚至是主管部门的激烈反对。

　　因此，阮延华感慨地写道：外高桥保税区得到了许多在当时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“特别待遇”：产品进入境内或运往境外可豁免许可证；可兴办贸易机构经营转口贸易和第三国贸易；境外人员、货物出入自由……这是一般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都无法享受到的优惠政策。但是如何享受到优惠，却是外高桥一步一步突破探索出来的，也是通过保税区内的创新得来的。

　　如果细读浦东开发史，这种为争取更多“特别待遇”而先行突破创新的故事还真的有不少。

　　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浦东的领导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，浦东的下一轮开发到底要引进什么？当时大家已经意识到低端的制造业已经没有发展空间。许多专家认为下一轮应该发展以金融业为首的现代服务业。于是，1995年3月，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姚锡棠以及王战等一批专家、学者30余人在浦东川沙一家宾馆里，“头脑风暴”三天三夜，最终形成了一份报告，提交中央，请求允许浦东在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，如允许外资银行在浦东试营人民币业务，允许在浦东建立中外合资外贸公司，允许在浦东设立中外合资的保险公司等等。朱镕基看后很满意，当即批给了国务院，便形成了后来的国务院“61号文件”。

　　中国的对外开放最初只是在制造业领域，即便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服务业还不敢对外开放。比如，当时有关部门规定外资银行不能经营人民币业务。而浦东人却大胆地要在服务业对外开放中先行一步。

　　学者事后对此评价：致力于服务业的改革与开放是浦东开发开放最成功的经验之一，是我国加入世贸前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的一次重要探索，对全国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。也因为这一突破，或者说创新让浦东再次站在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最前沿，当然浦东也由此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——奠定了浦东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基础，浦东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大幕也随之拉开。

　　如今，我们都说浦东站在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。但是，笔者还是要强调，如要获得更大的红利，那就必须在前沿不断地突破和创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