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家可投资A股的外商独资私募基金日前诞生、沪港通和深港通陆续开通、境外金融机构和各类基金产品通过备案进入银行间债市……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稳步推进。那么，境外金融人士如何看待中国资本市场开放？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有何期待？针对这些话题，记者昨日专访了纽交所前副总裁，现任伽利略国际顾问公司董事长兼CEO的乔治·乌杜（GeorgesUgeux）。

　　记者：您在新书《金融的背叛》中指出，中国很早就意识到资本市场开放是必然的。近年来，沪港通、深港通陆续开通，沪伦通也在研究中……就中国的这些开放政策而言，作为一位在国际金融行业有30多年的资深专业人士，您如何评价中国的资本市场逐步开放的政策？

　　乔治·乌杜：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要与中国人民银行不少措施结合起来，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货币能否兑换，人民币只有在达到自由兑换时，才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争夺更多的发言权。当然，货币自由兑换并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实际上并不慢。

　　资本市场开放不是单纯开放的事情，2015年中国A股大跌，原因之一就是资本市场的流动性较低，这需要结构性改革。我认为，包括中国央行在内的监管层直接出手救市，效果是有局限性的，只有结构性改革，才能促进股市的健康发展。

　　目前A股80%以上都是个人投资者，未来需要大力发展包括养老基金等在内的机构投资者，只有自身资本市场完善后，才能更好地对外开放。

　　记者：您对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力度、路径等有何建议？

　　乔治·乌杜：对外开放也不能全面开放，应逐步开放。中国很多公司目前仍缺乏股权融资的渠道，主要是A股IPO有很多限制，中国可以鼓励更多公司在A股上市，同时吸引海外投资者参与A股IPO市场。比如，一家中国公司在A股IPO时，可选择将一部分股权发售给国际投资者，以吸引海外资金。

　　此外，中国债市是全球第四大的债券市场，很多国际投资者也很感兴趣，希望中国债市加大对外开放步伐。

　　记者：您在书中提到冲基金监管政策，中国在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时，监管层也对一些从事量化投资的对冲基金做过一些限制。对冲基金是不是股指下跌的加速器？很多对冲基金从业者很委屈，他们觉得正是因为对冲基金的存在减缓了股指的下跌而非加速。您如何看待对冲基金监管方面的政策？

　　乔治·乌杜：对冲基金一般都是投资二级市场的，这些基金很多都有杠杆，非常看重每年的收益，更为看重短期目标，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很大，中国监管层对对冲基金有一定的限制是理智的。在西方，对冲基金也需要受到监管的，这是对投资者负责任。

　　记者：提到监管，中国目前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也备受关注。2008年之前，美国人储蓄率很低，危机后，很多美国人意识到零储蓄率甚至负储蓄率是有很多隐患的，因此尝试提高储蓄率，而中国恰恰相反，之前一直是高储蓄国家。近年来，尤其是互联网原住民90后慢慢上大学和步入社会，开始采用信用卡透支和名目繁多的消费贷等方式进行提前消费，已经爆发了很多问题，借鉴美国的经验，您会给这些超前消费的年轻人什么建议？

　　乔治·乌杜：在储蓄率方面，中国的情况其实两级分化，一些人会有很多的储蓄，另一批人又太过激进，贷了很多款用于消费。针对年轻人，教育很重要，中国的教育，不仅仅是大学教育，在高中就应开设相关课程，告诉年轻人什么是金融、什么是借款、什么是投资等一些基本的理财知识。无论消费多么超前，一些老规则还是不应变，比如不能把超过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还房贷，否则风险和压力会比较大。

　　记者：刚刚进入2017年，关于今年全球经济方面的讨论很多，中国经济界很多人认为，全球经济今年最大的确定性是不确定性，其中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又是一个确定的不确定性因素，您认为，特朗普政府未来有可能实施的政策对全球经济、中美经济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？

　　乔治·乌杜：特朗普时代的政策确实会有很多不确定性，对中美经济等影响也会有很多不确定性，其中一个即是人民币汇率。